《怀柔百村史话》——河 东

      辖于汤河口镇的河东村,是一个祥和幽静的小山村。位于汤河下游左岸,西南距汤河汇入白河河口不足两公里。

      村名形成

      河东村之“河东”,显然是因地处汤河左岸而得名。与其隔河相对的汤河口村在汤河右岸,多年来人们习惯将左岸称为“河东”。尽管“河东”之名早已存于人们的口碑中,但作为一个行政村的历史却不长。

      河东村建制于1966年秋,此前河东的聚落片、自然村皆隶属于汤河口村。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,10月,今河东村老干部刘长山被选入汤河口村“革委会”,随后刘长山提出,应将河东的六七个自然村从汤河口划出,单独建立一个生产大队。后经村、公社两级革委会批准,当年底正式建立了独立核算的“河东村生产大队”。

      历史背景

      今河东村的民户、土地、山场在三四百年里都隶属于汤河口。回望河东村的历史,必然要从汤河口村说起。《百村史话·汤河口》已有记述,为避简单重复,在回溯汤河口河东区历史时,只能在汤河口的历史上“拾遗补缺”。

      在自然地理上,包括河东村的汤河口一带,是一个燕山小盆地,汤河自北而来,白河由西而至。可谓山峦拥簇,河水淙然;坡田滩地,壤厚土肥;气候湿暖,四季分明;沿河山道,交汇纵横,自古就有“轮蹄古道”之称。

      明初,汤河口一带虽被划入宜兴卫,但因战乱而少有人居。永乐初年,朱棣数次北伐残元,编民户随军沿收复地置屯耕戍。汤河口的濒水台地始有少数来自山西、山东的移民聚落。永乐中期,朱棣为报答曾助其“靖难”的蒙古部族,弃大宁给朵颜。汤河口一带沦为蒙古部族的游牧之场。此际,虽然山场荒落,但汤河下游两岸,仍有蒙古部族频年驻牧,亦有少数汉人择地而居。

      明正统年至嘉靖四十年,汤河口一带出现了自辽代之后的第二次人口聚集。其主要原因是汤河口已经成为蒙古兀良哈万户朵颜一部的专属地,随之一些小部落开始常年驻牧,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白河、汤河交汇之地开始融合。汤河口、琉璃庙、宝山寺、秋厂、大地等山间小盆地渐渐成为蒙古朵颜各部南下破关抢掠、近边接受朝廷抚赏、存储皮张毡货的重要基地。那些被掳而来以及原驻汉民,也渐渐“夷服夷语”,在蒙古人的营帐之下,进行着艰苦的耕牧生活。

      清代前期在汤河口一带出现了第三次人口聚集。清初,为缓解八旗在关内因圈占土地出现的矛盾,皇帝反复颁旨,在关外汤河、伊逊河等地建立旗营、粮庄,部分曾经入关的满人,再次出关,来到汤河川。康熙、雍正年间,有一些山东灾民冒死违令出关谋生。至乾隆中期,山东灾民以及其他关内失地农民大量出塞,势不可挡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乾隆皇帝谕令“不必强为阻留”。自此,许多关内贫民陆续来到汤河口、白河湾。至嘉庆年间,汤河口左近的濒水台地、沟峪敞阔之处多有人居,山地人口聚集加速。根据这一历史背景,今天河东村大多数村民的先祖来自山东的传说,符合史实;河东村的7个聚落片初步形成于清乾嘉时期。

      发展沿革

      今天的河东村,就是昔日汤河口村的河东区;汤河口村的历史变迁就是河东村的历史沿革。

      清乾隆二年,包括今河东村在内的汤河口辖属于承德州虎什哈汛。乾隆四十三年,喀喇河屯厅改为滦平县,汤河口辖属滦平县九汛之一的大柴峪汛。

      清光绪二十九年,滦平县开始推行巡警、学堂等新政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十月,在滦平县知县俞良臣和本县绅士孙绳武倡导下,创办了琉璃庙、汤河口、宝山寺等地区的初等小学堂,以征收亩捐为教育经费。宣统元年(1909年),小学堂为滦平县劝学所管理。自民国二年至民国三十六年,由滦平教育局、教育科以及所属学区督导,此期,初等小学堂改称小学校。清末的小学堂设置了修身、读经、讲经、文学、算术、地理、历史、体操、格致等课目。初等学生从学堂毕业后,可以升入高等小学堂。

      清光绪三十一年,滦平县改设11区88牌。汤河口属入滦平西路第四区,即“汤河口区”,本区下辖14个牌。这年,虽然初步将军政合一的“汛”,改为纯行政的“区牌”。但仍存汛制,即俗称的“武汛”。此季汤河口所在的军事防区,疑似划在虎什哈汛之内。

      民国初年,汤河口属于滦平县八个区之一的第五区,即汤河口区。该区辖16个牌;民国三年,安匠屯警察事务公所移驻汤河口;民国八年,警察事务公所改为警察所;民国十年,改组警察所。民国十九年三月,汤河口警察所升为第五区公安局。

      民国十六年、十七年,汤河口仍属第五区;民国十八年、十九年,滦平改划6个区,实行镇乡制。后又改乡镇为甲,乡镇长为甲长。汤河口村属入第六区,即汤河口区。区辖1镇12乡:即汤河口镇、帽子山乡、喇叭沟乡、长哨营乡、石门坑乡、庄户沟乡、琉璃庙乡、宝山寺乡、七道河乡、大店子乡、西灰窑乡、东西帽湾乡、克太沟乡。汤河口村为区、镇政府所在地。民国二十二年至民国二十五年,日军在滦平设6个警署,第六警署设在汤河口。署下设乡、村。村有主村、副村之别。主村称“牌”,副村称“甲”。民国二十八年后,日伪推行保甲制。

      民国二十九年,9月16日,日伪修筑汤河口至四海公路被抓劳工中的170余人参加了八路军十团。

      民国三十一年春,日伪推行“集家并村”。汤河口为滦平19个大村之一,村设村公所。“汤河口部落”近似于城,围墙高两丈余,顶宽近3尺,设东、西、南三门。城角以及后山设置炮楼,戒备森严。所属的“部落”设甲、牌,隶属村公所。围子建好后,日伪开始烧民房,驱赶人们迁进部落,俗称“归围子”。属于汤河口村的河东所有住户被赶进“汤河口部落”,被赶进部落的民众居于自建的窝棚、马架子之内。

      1940年,中共成立了丰滦密联合县,汤河口为所属第14区。1941年,平北成立了滦昌怀县政府,将14区、15区划入。1945年8月21日,苏蒙军队进驻滦平,日本投降。10月,中共热西分委将滦平分为东、西滦平。汤河口为西滦平第5区驻地。10月17日,西滦平县委书记刘文科,率滦平县支队,攻打驻汤河口国民党先遣队吕建侯部以及伙会,毙俘敌70余人,并在汤河口召开千人庆祝大会,县支队名声大振。1946年4月,东西滦平合并,汤河口区依旧。8月29日,国民党13军占领滦平,中共滦平县政府主要成员撤向汤河口。9月10日,中共滦平县委、政府、县支队主要成员以及区干部在汤河口汇合。9月中旬,中共滦平县委在汤河口召开紧急会议,会议决定,由县委书记刘文科与农会主任、县支队副队长率1个连,与30余名地方干部,留下坚持斗争。县长武振范和组织部长、县支队长率3个连以及地方干部西去黑河,找地委。按照地委指示,11月底,武振范部返回汤河口与留守人员汇合,活动于琉璃庙、崎峰茶、遮天沟一带。12月16日,滦平支队撤出汤河口地区,在黑河编入热西独立团。12月20日,热西地委会议上,表扬了刘文科、武振范等干部保存实力、坚持斗争的精神。汤河口人民在抗战以及解放战争中,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此后的汤河口,在巩固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区划中,归属多次变化。

      汤河东岸的自然村

      曾属于汤河口村的河东,共有7个自然村。在月明星稀的夜晚,站在南山梁向北望,分列在山地的石片沟门、头道沟门、槟榔沟、四道洼、瓜园、槟榔沟里、阳坡根7个小村,灯火成簇,一如北斗闪烁。那不息的汤河,伴村濒路,自村西转折南去;亮动的河水,让那些散落在山谷中的小村愈发显得静谧安详。

      河东7个小村的名字原本是地片名称,都属于“地物型”。最初到此讨生活的人们,为了方便生产生活、指明方位,按照地貌特点随口而称,并渐渐约定俗成为地名。汤河下游左岸这7处宜农、宜居之地,在数百年里,随着人口聚集,原始的自然“地块”渐渐聚落成村,地块的名字,就成了村落的名称。

      清初,汤河口一带有了稳定的行政建制,汤河口河东的民居聚落片,在行政上隶属于汤河口,这里每个小村都闪耀着人文光芒。例如,近河的“瓜园”,她所承载的是先进的农业文明。在明末清初,这一块壤厚、水丰的河滩地曾被关外的“瓜把式”看中,在这里清砾石、除恶草、开水渠、建瓜棚、育瓜苗、剪秧蔓,终于培植出了香飘河川的甜瓜。随之“河东瓜园”,就随着那些往来大阁镇商旅们的口口相传,迅速名扬于关山内外了。而“槟榔沟”则是一个谐音转意的地名。槟榔沟虽是一个低山沟谷,但谷狭岩仄,树茂水丰。春夏之际,岩崖洒水,涧流奔淙,俨然一个清凉境界;寒冬则是沟水中流,崖岸聚冰,小小山谷处处是冰刀雪刃、玉柱晶棱。因此,《怀柔县地名志》将此槟榔沟,记为“冰棱沟”之转称。其实,还是本村老人所说的“冰凉沟”更贴切。

      仅从河东诸村的地名意义上看,“河东”当然离不开“河”,也就是说河东村有着自己独特的“水文化”。在数百年里,纵贯山地的汤河,虽然淤淀了汤河口的村镇文明,但也曾长期将“汤河口村”东、西两岸的人们分隔,但两岸向来交往密切。

      新中国建立前,河道上根本没有固定的桥梁。匮水季人们寻浅处搭木叠石,或挽裤涉水而过;而丰水之时,除少数青壮可以凫水过河外,大多只能望水兴叹。然而,遇有病人、老人、少妇不得不过河的情形,就出现了“笸箩渡”;在宽漫的河水十数日不消的日子里,急需过河的老人、妇女、病人等坐进一个椭圆形柳编的大笸箩,由两个水性极好的青壮年一前一后,凫水牵箩送渡。这一极具特色的渡河方式,在河东村延续了两百多年,直到解放后,人民政府在河上架起了坚固的桥梁才终止。

      历史上汤河曾给河东带来无数次水患。但她毕竟浇灌出了河东村的农耕文明。河东村的一代代先民们,在山谷河畔以大山般的意志、河水一样的激情刈草除荆、开石砌坝、改土造田、种粮植树,最终繁荣了一方水土。而近代的河东村民,虽然频遭匪患、兵燹,但他们坚韧不屈。尤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,河东村人跨过汤河,肩负支前的担架,把汗水洒在崎岖的山路上。更有刘福荣、刘福忠、刘显跃、郅永发、吕占光等英雄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生命或负伤。当代的河东村人,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,修水利、筑公路、绿大山,为山区的发展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。而今天的新一代河东人,正以饱满的热情,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上,满怀信心地走向文明、富裕、现代的明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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