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杜两河为庙城镇辖村，位于镇域东部，西北距县城4.3公里，西距镇政府驻地3公里，东距仙台村1.8公里，西北邻刘两河村，南连肖两河村。据199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北京市怀柔县地名志》记载，大杜两河村域面积0.6平方公里。聚落略呈东西向长方形，面积6.8万平方米。
解放前，大杜两河约有70余户、280余口人。至2015年6月，有农户166户，农业人口357口人、非农业人口134人。
《北京市怀柔县地名志》记载，大杜两河元代建村，因怀河与雁栖河汇合于村东，故名两河。后为区别邻村，在村名之前冠以首居户姓氏，遂得名大杜家两河。民国期间曾改名南杜埠。1950年更名为大杜两河。而据现年（2015年）71岁的杜秉春、72岁的杜长青等村民忆述，该村祖辈相传为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。可又有明末随李自成起义军迁此之说。据说，最早来此落户的是杜姓老哥仨，现在村里的杜氏族人均为其后裔，可惜没有族谱传世。据村里几位老人讲，小杜两河的杜姓也是由这里迁出去的。过去杜姓祖坟在红螺镇、芦庄村一带，祖上曾与在那里建坟的清朝重臣范阁老（范文程）家打过争坟地官司。范氏位高权重，杜家争执不过，杜家老二曾在法庭上被打得昏死过去。最后，坟地被判归范氏。
目前，大杜两河杜姓约占村民总数的80%。其余主要是沈姓族人，沈姓先人落户也较早。
因过去常发水，村里早年建有娘娘庙，供奉水神娘娘，庙内墙壁绘有精美壁画。庙前有3棵古松，1棵古柏，均有数百年历史。1951年，古庙被改作小学校。
乡村文化
大杜两河诗书传家，文化底蕴丰厚，办婚丧红白喜事很讲究。丧事抬棺材有8人杠、16人杠之分。解放初有家办丧事时，在房后头戳黄罗伞，置棺罩（棺材外套棺材），雇吹鼓手，相当排场。
崇尚文化的村风使说书唱戏等传统艺术形式在村里流行。
解放前，村里有个叫沈殿生的能人，既懂医道，又会说书。早年，沈殿生家境较好，他的哥哥曾作过北京白云观主持。沈殿生边行医、边说书。他自备了说书的三弦、鼓，用京韵大鼓形式自弹自唱，说唱《昭君出塞》、《大八义》、《小八义》、《武松打虎》等段子。他记性好，嗓子亮，绘声绘色，声情并茂，全村男女老少都爱听他说书。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沈殿生常常在村头支起鼓架，弹起三弦，义务为乡亲们演唱。结束时必是到一个节骨眼上，让人欲罢不能，惦记着第二天接着听。解放前，沈殿生曾去山里的得田沟落户谋生，解放后返回大杜两河。政治运动中，有人反映他在山里那段历史不清，曾为日本人做事，要整他。村里派人外调，证实了沈殿生曾在山里说动日本兵、保全了得田沟所在的整条山沟未遭劫难的事，沈殿生因此未遭批斗，后于1962年辞世。
1950年至1956年间，大杜两河还成立了村剧团，以演唱评剧、河北梆子为主，偶尔也唱京剧。为办剧团，村里伐了几棵杨树，用以制作道具。还置办了锣鼓、胡琴，自制了传统戏装。农闲时排练，过年时演出。演出剧目有《凤还巢》、《刘巧儿》、《小女婿》、《锯大缸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小放牛》等，偶尔演出京剧《打渔杀家》、《捉放曹》等，演京剧时需外请琴师伴奏。村剧团的京剧《打渔杀家》演得最出名，村里村外的人都来看，观众多得院子里盛不下。扮演萧恩的是车玉龙（他还在《捉放曹》里扮演陈宫），扮演萧桂英的是杜玉华。村剧团演职员多时有30多人。
洪涝灾害
大杜两河由祖上传下来的土地很多，至解放前，全村有土地1400多亩。每户最少也有二三十亩，最多的沈家一户就有300多亩。
这里的村民世代以农耕为业，以种植小麦、玉米及杂粮为主，过去基本靠天吃饭，亩产在二三百斤之间。产量不高，但凭着地多，基本都有余粮。那会儿的人舍不得吃细粮，因为细粮不禁吃，常常拿麦子到外地换棒子、白薯吃。人们勤俭持家，邻里和谐相处。虽不富裕，但自给自足。然而遇上大的灾荒，人们的日子还是难以为继，一些村民甚至靠吃河里的闸草过活。
解放前，村里几乎年年发洪水，但极少成灾。过水后的土地更加肥沃，往往为次年带来更大收成。可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的那场洪水可不得了，给大杜两河带来了巨大灾难。当时，汹涌的洪水排山倒海般涌来，水深流急，高至房檐，人们纷纷逃往房脊上避险。房屋泡塌，房脊上的人们四处逃散，不少人被卷入浑浊的水中丧命。地处低洼的沈东怀刚把老母背出家门，汹涌的洪水一下涌入家门，他的嫂子、侄女都被冲走。杜凤林一家6口遭难。洪水过后清点，村里16口人被冲走，房屋冲毁过半。地里庄稼被淹，颗粒未收。
解放后，政府组织修建了怀柔水库，大杜两河一带再不担心洪涝灾害了。但1969年，特大洪水进村，深达1米。1976年，连降暴雨，地处低洼的两河一带村民担心洪水来袭，纷纷前往铁道以西的西台上、桃山等地势较高的村子，投亲靠友。1984年，突降冰雹，大似鸡蛋，粮食严重减产。然而，这几次灾害损失虽大，却未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大影响，因为政府及时给予了救济。
兵荒马乱
历史上的大杜两河一带少有战乱，人们生活一直比较安宁。然而，1933年开始日伪统治后，大杜两河村民的平静日子被打破。
日本鬼子为长期侵占我国领土，强制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，强迫百姓背诵“十条”，提出所谓的“大东亚共荣”口号。当时，日本鬼子常带领汉奸狗腿子来村里集合村民训话。每当钟声响起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必须立即跑到庙里大院集合，腿脚稍慢的，被强迫四肢着地，趴在地上，动都不能动一下。鬼子和汉奸轮番踏上村民的后背，肆意取笑。年老体弱、患哮喘病的村民没法跑快，被迫趴地上受辱。
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与周边村子一样，大杜两河村也成立了反动的“伙会”组织，村民被强迫加入。若不入，需每年交24斤粮食；绝大多数百姓交不起，只好入伙。伙会经常到年丰等解放区抢劫，有一次，实在没的抢了，硬是把人家一口棺材给抬回来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大杜两河处于国共两党拉锯地带，常常是国民党军队白天来，解放军夜里到，双方时时交火。老百姓被迫“跑反”避难。
英烈不朽
大杜两河村风清气正，自古以来，村民世世代代崇尚正义，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。解放前，只有约70户的小村，出了两位革命烈士、4位革命功臣。
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的《怀柔英模》上有大杜两河两位革命烈士的简要记载：
杜凤彩，生于1924年，1949年1月参加革命，1951年6月牺牲于朝鲜，时为第68军204师610团3营副班长。
杜仲合，生于1932年2月，1945年8月参加革命，1951年牺牲于湖南省大土奋村。时为医生。
村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有杜春林（炊事员）、杜凌瑞（机枪手、三等伤残军人）、张庆利、沈永真。
解放前，大杜两河村很早就建立了党组织。1905年出生的柳慧清于1947年入党，在抗战时期担任过村妇救会主任，于1988年去世。生卒年不详的沈凤英于1947年入党，也是位做过不少工作的老党员。
运动频仍
1948年底，怀柔全境解放。大杜两河也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。人们再不受兵荒马乱之苦，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。
在解放初进行的土改运动中，大杜两河呈现出特殊性。邻近的肖两河，家有15亩地即被划作地主，而大杜两河各家各户至少也有20亩地；若按邻村标准，恐怕全村都得划作地主了。按照8%的指标，按土地多少排队，划出了4户地主、3户富农。后来， 1961年春天，进行了第二次土改，是为“民主补课”。杜秉春等4户中农被改划为富农。据参加2015年7月座谈的村民反映，村里两次土改划分的地主、富农，没有一家有剥削压迫穷人的罪恶，都是克勤克俭、一个汗珠子掉八瓣干出来的。要说雇工是有的，但那会儿全村家家都雇长工、短工，雇的都是邻近肖两河等村无地村民。
土改基本把全村的土地均分到各户。杜秉春至今还保存着以其叔父杜仲贵为户头的土地照，签发人为当时的怀柔县县长解文彬，日期为1950年4月4日。
1952年，村里出现了互助组，缺劳力、缺牲畜、缺工具的各户互通有无，互相帮助，实现了共赢，粮食产量明显高于单干户。人们看到互助组的优越性，纷纷加入进来，粮食产量稳步提升。然而，随着初级社、高级社的逐步升级，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，人们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。
1958年，大杜两河村被划入东风人民公社（即王化人民公社），后来改划为庙城人民公社。公社实行一大二公（指第一人民公社规模大，第二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高），搞“大跃进”，刮“共产风”。与其他村一样，大杜两河也办起了集体食堂。
1958年大丰收，粮食多的收不过来，有的甚至烂在了地里。食堂供应充足，烙饼、馒头、粘豆包、白薯、黄瓜、茄子等敞开吃，而且走到哪吃到哪，仿佛一夜间实现了共产主义。
为了“大跃进”，各村比着“放卫星”，虚报粮食产量超万斤。村里大搞深翻土地，深层的生土被翻到地表，来不及收获的棒子、黄豆、白薯等被埋进深土里。这样破坏大自然规律的折腾很快遭到惩罚。1959年，粮食严重减产。自1959年下半年起，集体食堂供应严重短缺，而且越来越严重，只有照得见人影的稀粥、蒸的“猪勒勒”（一种野菜）根。到后来，粮食没有了，人们只能挖野菜、摞树叶、剥树皮充饥。这些都吃光了，就把棒核碾碎，榨出所谓的“淀粉”，做成捧不起来的窝头，再反复上锅蒸，以求体积大些。大杜两河还有过用纸浆蒸窝头的发明，因为纸浆是用麦秸捣碎制成的，把纸再化成纸浆做成窝头，蒸出来烤干，还原成了一个个纸团。这样的东西，既难下咽又难排解，不少人得了浮肿病。一些老人、妇女为让孩子多吃点儿，自己硬撑着挨饿。病饿交加，村里4位老人、妇女亡故。勉强熬过来的孩子算命大，现年（2015年）55岁的沈建永，当年小名就叫“熬子”。
据杜秉春等人回忆，1958年至1961年，他们正上中学，早上吃俩菜饽饽，上完两节课就饿得前心贴后心了，他们就偷偷跑到生产队堆庄稼秸秆的大垛里翻找豆粒吃。当时粮食非常金贵，整座秸垛也找不出几粒豆子来。
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多年。在最糟的“3年困难时期”，整个大杜两河村竟然只有两名婴儿出生，而且都是在食堂炊事员家庭。
这期间，大杜两河也经历了大炼钢铁、打麻雀等荒唐运动。为炼钢铁，家家户户翻箱倒柜找铜铁，连洗脸盆都上交了。各村的铜铁集中到一块，送到大中富乐村北集中炼制，炼钢的燃料竟是棒秸。这样的胡闹只能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。
这期间，大杜两河村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15斤，每户每月3两煤油（用以点煤油灯），肥皂、火柴等须持证定量供应，食用油则为零。
1963年，中央继续实行“调整巩固充实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，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恢复，村民的日子逐渐好转。然而，1964年，大小“四清”运动又开始了。“四清”运动不只整“四不清”干部、会计，群众也跟着挨整。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：“大官搂，小官偷，社员缝俩大叉兜。”“有枣没枣打三竿，有鱼没鱼淘干了看。”那年头讲突出政治，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，其结果，农民的日子越来越苦，连吃饱肚子都成了痴想。许多社员一年干到头，还是欠生产队的粮食钱。人们分的口粮少，一到春天就没的吃了，只好到生产队借，等到秋天分口粮时再扣。（地主、富农没资格借口粮，只有挨饿。）这样循环往复，年年借、年年扣。
其实，那些年村里打的粮食年年都不少，单小麦就有30多万斤，但每年交公粮就需24万斤，还有必须完成的出栏300头猪的指标等。村民累死累活干一年，到头来却连棒子、白薯都吃不饱。
文革浩劫
1966年，“史无前例”的十年浩劫开始，大杜两河村自然而然地席卷其间。村里与怀柔县城的造反派一致，也分成了“红岩”、“八三零”两派。两派争抢大队部的广播喇叭，互相攻击，互相打板砖，甚至面对面拳打脚踢。两派比着“革命”，而革命的具体行动主要体现在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批斗折磨上。
1968年夏天，一些造反派孩子将地主沈殿生的遗孀王玉兰揪到大队部，在其头上扣上水桶，强迫70多岁的王玉兰在地上爬来爬去。而另一个地主杜连杰60多岁的老伴韩淑莲则在造反派的逼迫下，硬是从干活的地里爬了二里地，一直爬到自家门口。
文革中大搞“破四旧”，印有喜字、福字的坛坛罐罐被砸碎，老太太梳的发纂、姑娘留的辫子被强迫剪成简发，过去房脊上刻有神兽图案的猫头被敲下来，甚至连旧门楼也要拆除。
村里极左之风盛行，有个叫杜小华的二年级小学生只因说了句“马克思列宁都死了，毛主席死没死啊？”而遭造反派无情批斗，被拧断了胳膊肘，且诛连其母，同遭残酷批斗。
改天换地
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。大杜两河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，由此步上了告别贫困、奔向小康的富裕之路。
1983年生产队解体后，分田到户，当年生产空前大丰收，打的粮食吃不了。村民们彻底摆脱了吃不饱肚子的困窘梦魇，过去可望不可即的大米白面、鸡鸭鱼肉成了家常便饭，山珍海味、南方水果也不再新鲜。真的是家家有余粮，户户有存款。
进入新时期以来，实行退耕还林，生态涵养，大杜两河村民不再种地，大部分村民进城务工，或自己创业，经济收入节节攀升。至2014年，村民年人均收入已达24370元。如今，100余户的大杜两河已有个人轿车125辆。村里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领取政府发放的375元的老龄津贴，80岁以上老人另外每人每月增加100元的养老助残券。村民看病每人每年门诊报销3000元，住院费按60%的比例报销。
现在，村里设有图书室、数字影院、文化活动站、篮球场、健身广场等，村民茶余饭后在此休闲娱乐，健身跳舞，愉悦身心，其乐融融。人们感慨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，格外珍惜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