辖于汤河口镇的河东村，是一个祥和幽静的小山村。位于汤河下游左岸，西南距汤河汇入白河河口不足两公里。
村名形成
河东村之“河东”，显然是因地处汤河左岸而得名。与其隔河相对的汤河口村在汤河右岸，多年来人们习惯将左岸称为“河东”。尽管“河东”之名早已存于人们的口碑中，但作为一个行政村的历史却不长。
河东村建制于1966年秋，此前河东的聚落片、自然村皆隶属于汤河口村。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，10月，今河东村老干部刘长山被选入汤河口村“革委会”，随后刘长山提出，应将河东的六七个自然村从汤河口划出，单独建立一个生产大队。后经村、公社两级革委会批准，当年底正式建立了独立核算的“河东村生产大队”。
历史背景
今河东村的民户、土地、山场在三四百年里都隶属于汤河口。回望河东村的历史，必然要从汤河口村说起。《百村史话·汤河口》已有记述，为避简单重复，在回溯汤河口河东区历史时，只能在汤河口的历史上“拾遗补缺”。
在自然地理上，包括河东村的汤河口一带，是一个燕山小盆地，汤河自北而来，白河由西而至。可谓山峦拥簇，河水淙然；坡田滩地，壤厚土肥；气候湿暖，四季分明；沿河山道，交汇纵横，自古就有“轮蹄古道”之称。
明初，汤河口一带虽被划入宜兴卫，但因战乱而少有人居。永乐初年，朱棣数次北伐残元，编民户随军沿收复地置屯耕戍。汤河口的濒水台地始有少数来自山西、山东的移民聚落。永乐中期，朱棣为报答曾助其“靖难”的蒙古部族，弃大宁给朵颜。汤河口一带沦为蒙古部族的游牧之场。此际，虽然山场荒落，但汤河下游两岸，仍有蒙古部族频年驻牧，亦有少数汉人择地而居。
明正统年至嘉靖四十年，汤河口一带出现了自辽代之后的第二次人口聚集。其主要原因是汤河口已经成为蒙古兀良哈万户朵颜一部的专属地，随之一些小部落开始常年驻牧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白河、汤河交汇之地开始融合。汤河口、琉璃庙、宝山寺、秋厂、大地等山间小盆地渐渐成为蒙古朵颜各部南下破关抢掠、近边接受朝廷抚赏、存储皮张毡货的重要基地。那些被掳而来以及原驻汉民，也渐渐“夷服夷语”，在蒙古人的营帐之下，进行着艰苦的耕牧生活。
清代前期在汤河口一带出现了第三次人口聚集。清初，为缓解八旗在关内因圈占土地出现的矛盾，皇帝反复颁旨，在关外汤河、伊逊河等地建立旗营、粮庄，部分曾经入关的满人，再次出关，来到汤河川。康熙、雍正年间，有一些山东灾民冒死违令出关谋生。至乾隆中期，山东灾民以及其他关内失地农民大量出塞，势不可挡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年）乾隆皇帝谕令“不必强为阻留”。自此，许多关内贫民陆续来到汤河口、白河湾。至嘉庆年间，汤河口左近的濒水台地、沟峪敞阔之处多有人居，山地人口聚集加速。根据这一历史背景，今天河东村大多数村民的先祖来自山东的传说，符合史实；河东村的7个聚落片初步形成于清乾嘉时期。
发展沿革
今天的河东村，就是昔日汤河口村的河东区；汤河口村的历史变迁就是河东村的历史沿革。
清乾隆二年，包括今河东村在内的汤河口辖属于承德州虎什哈汛。乾隆四十三年，喀喇河屯厅改为滦平县，汤河口辖属滦平县九汛之一的大柴峪汛。
清光绪二十九年，滦平县开始推行巡警、学堂等新政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十月，在滦平县知县俞良臣和本县绅士孙绳武倡导下，创办了琉璃庙、汤河口、宝山寺等地区的初等小学堂，以征收亩捐为教育经费。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小学堂为滦平县劝学所管理。自民国二年至民国三十六年，由滦平教育局、教育科以及所属学区督导，此期，初等小学堂改称小学校。清末的小学堂设置了修身、读经、讲经、文学、算术、地理、历史、体操、格致等课目。初等学生从学堂毕业后，可以升入高等小学堂。
清光绪三十一年，滦平县改设11区88牌。汤河口属入滦平西路第四区，即“汤河口区”，本区下辖14个牌。这年，虽然初步将军政合一的“汛”，改为纯行政的“区牌”。但仍存汛制，即俗称的“武汛”。此季汤河口所在的军事防区，疑似划在虎什哈汛之内。
民国初年，汤河口属于滦平县八个区之一的第五区，即汤河口区。该区辖16个牌；民国三年，安匠屯警察事务公所移驻汤河口；民国八年，警察事务公所改为警察所；民国十年，改组警察所。民国十九年三月，汤河口警察所升为第五区公安局。
民国十六年、十七年，汤河口仍属第五区；民国十八年、十九年，滦平改划６个区，实行镇乡制。后又改乡镇为甲，乡镇长为甲长。汤河口村属入第六区，即汤河口区。区辖１镇12乡：即汤河口镇、帽子山乡、喇叭沟乡、长哨营乡、石门坑乡、庄户沟乡、琉璃庙乡、宝山寺乡、七道河乡、大店子乡、西灰窑乡、东西帽湾乡、克太沟乡。汤河口村为区、镇政府所在地。民国二十二年至民国二十五年，日军在滦平设6个警署，第六警署设在汤河口。署下设乡、村。村有主村、副村之别。主村称“牌”，副村称“甲”。民国二十八年后，日伪推行保甲制。
民国二十九年，9月16日，日伪修筑汤河口至四海公路被抓劳工中的170余人参加了八路军十团。
民国三十一年春，日伪推行“集家并村”。汤河口为滦平19个大村之一，村设村公所。“汤河口部落”近似于城，围墙高两丈余，顶宽近3尺，设东、西、南三门。城角以及后山设置炮楼，戒备森严。所属的“部落”设甲、牌，隶属村公所。围子建好后，日伪开始烧民房，驱赶人们迁进部落，俗称“归围子”。属于汤河口村的河东所有住户被赶进“汤河口部落”，被赶进部落的民众居于自建的窝棚、马架子之内。
1940年，中共成立了丰滦密联合县，汤河口为所属第14区。1941年，平北成立了滦昌怀县政府，将14区、15区划入。1945年8月21日，苏蒙军队进驻滦平，日本投降。10月，中共热西分委将滦平分为东、西滦平。汤河口为西滦平第5区驻地。10月17日，西滦平县委书记刘文科，率滦平县支队，攻打驻汤河口国民党先遣队吕建侯部以及伙会，毙俘敌70余人，并在汤河口召开千人庆祝大会，县支队名声大振。1946年４月，东西滦平合并，汤河口区依旧。８月29日，国民党13军占领滦平，中共滦平县政府主要成员撤向汤河口。9月10日，中共滦平县委、县政府、县支队主要成员以及区干部在汤河口汇合。9月中旬，中共滦平县委在汤河口召开紧急会议，会议决定，由县委书记刘文科与农会主任、县支队副队长率1个连，与30余名地方干部，留下坚持斗争。县长武振范和组织部长、县支队长率3个连以及地方干部西去黑河，找地委。按照地委指示，11月底，武振范部返回汤河口与留守人员汇合，活动于琉璃庙、崎峰茶、遮天沟一带。12月16日，滦平支队撤出汤河口地区，在黑河编入热西独立团。12月20日，热西地委会议上，表扬了刘文科、武振范等干部保存实力、坚持斗争的精神。汤河口人民在抗战以及解放战争中，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此后的汤河口，在巩固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区划中，归属多次变化。
汤河东岸的自然村
曾属于汤河口村的河东，共有7个自然村。在月明星稀的夜晚，站在南山梁向北望，分列在山地的石片沟门、头道沟门、槟榔沟、四道洼、瓜园、槟榔沟里、阳坡根7个小村，灯火成簇，一如北斗闪烁。那不息的汤河，伴村濒路，自村西转折南去；亮动的河水，让那些散落在山谷中的小村愈发显得静谧安详。
河东7个小村的名字原本是地片名称，都属于“地物型”。最初到此讨生活的人们，为了方便生产生活、指明方位，按照地貌特点随口而称，并渐渐约定俗成为地名。汤河下游左岸这7处宜农、宜居之地，在数百年里，随着人口聚集，原始的自然“地块”渐渐聚落成村，地块的名字，就成了村落的名称。
清初，汤河口一带有了稳定的行政建制，汤河口河东的民居聚落片，在行政上隶属于汤河口，这里每个小村都闪耀着人文光芒。例如，近河的“瓜园”，她所承载的是先进的农业文明。在明末清初，这一块壤厚、水丰的河滩地曾被关外的“瓜把式”看中，在这里清砾石、除恶草、开水渠、建瓜棚、育瓜苗、剪秧蔓，终于培植出了香飘河川的甜瓜。随之“河东瓜园”，就随着那些往来大阁镇商旅们的口口相传，迅速名扬于关山内外了。而“槟榔沟”则是一个谐音转意的地名。槟榔沟虽是一个低山沟谷，但谷狭岩仄，树茂水丰。春夏之际，岩崖洒水，涧流奔淙，俨然一个清凉境界；寒冬则是沟水中流，崖岸聚冰，小小山谷处处是冰刀雪刃、玉柱晶棱。因此，《怀柔县地名志》将此槟榔沟，记为“冰棱沟”之转称。其实，还是本村老人所说的“冰凉沟”更贴切。
仅从河东诸村的地名意义上看，“河东”当然离不开“河”，也就是说河东村有着自己独特的“水文化”。在数百年里，纵贯山地的汤河，虽然淤淀了汤河口的村镇文明，但也曾长期将“汤河口村”东、西两岸的人们分隔，但两岸向来交往密切。
新中国建立前，河道上根本没有固定的桥梁。匮水季人们寻浅处搭木叠石，或挽裤涉水而过；而丰水之时，除少数青壮可以凫水过河外，大多只能望水兴叹。然而，遇有病人、老人、少妇不得不过河的情形，就出现了“笸箩渡”；在宽漫的河水十数日不消的日子里，急需过河的老人、妇女、病人等坐进一个椭圆形柳编的大笸箩，由两个水性极好的青壮年一前一后，凫水牵箩送渡。这一极具特色的渡河方式，在河东村延续了两百多年，直到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在河上架起了坚固的桥梁才终止。
历史上汤河曾给河东带来无数次水患。但她毕竟浇灌出了河东村的农耕文明。河东村的一代代先民们，在山谷河畔以大山般的意志、河水一样的激情刈草除荆、开石砌坝、改土造田、种粮植树，最终繁荣了一方水土。而近代的河东村民，虽然频遭匪患、兵燹，但他们坚韧不屈。尤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，河东村人跨过汤河，肩负支前的担架，把汗水洒在崎岖的山路上。更有刘福荣、刘福忠、刘显跃、郅永发、吕占光等英雄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生命或负伤。当代的河东村人，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，修水利、筑公路、绿大山，为山区的发展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。而今天的新一代河东人，正以饱满的热情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上，满怀信心地走向文明、富裕、现代的明天。